创新驱动、内需主导、全球参与……汇丰环球投资研究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刘晶认为民银证券，《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明确了中国“应变局、开新局”的清晰路径。
“‘应变局’体现了底线思维，‘开新局’凸显的是战略主动和创新思维。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建议》更加强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即通过结构性改革应对环境变化、化解风险。”刘晶表示。
展望“十五五”，产业结构升级最需要突破的“卡点”在哪里？实现消费复苏与升级的关键变量是什么？企业如何更好把握全球价值链调整带来的新空间？广东最具突破潜力的方向是什么？刘晶给出了她的观察与判断。
产业结构升级“卡点”
需以系统性改革协同破解
南方日报、南方+：“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是什么？
刘晶：我认为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有两个，一是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瓶颈约束，二是市场供需失衡的矛盾。
《建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置于重要位置，体现了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提前布局、主动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挑战的战略考量。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集群化以及未来产业的培育，对于中国保持国际竞争力尤其重要。
南方日报、南方+：当前我国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需要突破的“卡点”在哪里？
刘晶：当前产业结构升级最突出的“卡点”在于关键技术瓶颈、创新生态支撑不足、市场分割以及要素配置低效、同质化竞争加剧、人才结构性矛盾等挑战相互交织。
第一，关键技术瓶颈是产业升级的最大挑战，例如核心工业软件、高端设备等，但“硬核创新”突破仍需要继续努力。此外，中国的金融体系尤其是创投行业仍然较为缺乏能够陪伴企业穿越周期的耐心资本，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改革等举措建立长效机制，鼓励对需要长期研发投入、技术壁垒高的前沿领域更多投资。
第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今年以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推进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包括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等。如果能够减少新生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市场准入、监管标准与资源获取等方面的隐性壁垒，增强市场优胜劣汰的筛选机制，就能充分释放企业的创新活力，让真正具备竞争力的企业脱颖而出。
第三，土地、资金、数据等要素流动存在隐性壁垒，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使得统一大市场建设滞后，要素价格扭曲，难以向高效率产业和环节集聚。同时，同质化竞争明显，如多地区同时布局热门产业，缺乏差异化定位和产业链型协同，导致产能过剩与关键环节短缺并存；投资过于聚焦短期市场热点，不利于培养未来整体竞争力。
最后民银证券，人才结构性矛盾制约明显。高端创新人才、复合型技能人才短缺，而一些传统产业普通劳动力相对过剩；人才培育与市场需求有一定程度上的脱节，导致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挑战，而另一方面一些岗位长期存在人才缺口。此外，中国需要继续加大对于基础研发的投入，并加强教育与科技协同，形成需求牵引培养、培养支撑发展的良性循环。
激发“扩内需”与“增收入”循环
供给结构转型重在“质”的提升
南方日报、南方+：如何理解“扩大内需”与“提升居民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十五五”期间实现消费复苏与升级的关键变量是什么？
刘晶：扩大内需与提升居民收入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循环关系。一方面，提升居民收入有助于拉动居民消费。另一方面，内需的扩大，尤其是消费市场的繁荣，能带动投资和生产，从而拉动更多就业，为居民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从宏观层面看，政策的重点将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激发“扩内需”与“增收入”之间的有效循环。
展望“十五五”，实现消费持续复苏的关键在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家庭财富、稳定就业市场以及预期。旨在提高收入、社会福利和就业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基于常住地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将提供必要帮助。与此同时，稳定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对提高家庭财富和消费者信心亦有重要影响，相应的资金支持和结构性改革也有助于促进消费复苏。
南方日报、南方+：供给结构是否也面临重要转型？供给体系的效率提升是否会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之一？
刘晶：供给结构转型的核心在于从追求量的扩张转向追求质的提升。部分行业面临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供给不足的问题，并且存在着低价无序竞争。反“内卷”行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一轮深化，旨在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治理无序竞争，并引导产能和资源从低水平重复、高碳排放流向高质量创新、绿色发展，最终实现供给结构的优化。《建议》进一步强调要“推动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即是给传统产业转型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
供给体系的效率提升既是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也是其发展的结果。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驱动，强调通过技术进步、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供给体系效率的提升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效率、管理效率和组织效率的全面优化，体现在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技术升级，更高效满足不停升级的市场需求。这正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
深耕国内锤炼核心竞争力
动态调整供应链网络抗风险
南方日报、南方+：面对“高水平开放”与“制度型开放”的新要求，哪些领域有望率先破题？金融、科技、数据等环节的协同是否可能成为开放新支点？
刘晶：我认为，服务业扩大开放，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等领域有望率先取得突破。中国服务消费尚未达到总消费的一半，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以服务业开放为例，今年4月，商务部出台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支持电信、数字产业、医疗、金融、文旅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十五五”时期，服务业扩大开放将得到深化落实。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和引进国际管理标准，可以提供优质的服务供给，释放巨大的市场潜力。
金融、科技、数据等环节的协同互动可能成为开放新支点。金融领域侧重于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和市场互联互通；科技则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石，需要资金支持；数据领域的关键在于数据的跨境流动、开发利用、数据交易。它们的协同可以产生乘数效应——金融与科技的融合能拓宽数字金融等服务场景，从而加大科技创新和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开发、流动和使用可以直接赋能数字贸易、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等领域。这同时也要求中国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及积极参与新的规则制定。
南方日报、南方+：在双循环格局持续深化背景下，企业如何更好把握全球价值链调整带来的新空间？
刘晶：企业应该依托国内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和完备产业体系的基础支撑，深耕国内市场以锤炼核心竞争力。
一方面，企业要聚焦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加大创新投入与能力建设，通过持续的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推动自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时，以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精准对接国内多样化、及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引领内需市场扩容提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企业需以扩大内需为坚实基础，更主动地优化全球市场布局，如依托RCEP、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合作机制，深度开发新兴市场潜力，动态调整供应链网络增强抗风险能力。这也包括企业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并从单纯的产品出口、对外直接投资向本地化工厂建设、自主品牌营销及创新服务协同出海转变，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与互促共进。
在科技自立自强关键环节
实现“从0到1”的突破
南方日报、南方+：广东在产业体系、外贸结构、金融支持体系方面具备基础优势。在“十五五”阶段，你认为广东最具突破潜力的方向是什么？
刘晶：我认为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环节实现“从0到1”的突破，包括在半导体芯片、光芯片、新型显示等关键领域取得核心技术突破。广东在2024年就设定了目标，力争在2030年之前取得10项以上光芯片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培育形成新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第二，广东可以在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以及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大的进展。由于广东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领域的发展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未来突破的方向包括技术上的自主创新、产业生态完善，产业高端化、规模化的突破等等。与此同时，广东还具备技术和规模化的产业优势，可以推动人工智能与31个制造业大类深度融合。
第三，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今年5月，南沙迎来新一轮金融开放政策，给予海外投资者更广泛的市场准入机会。接下来，广东还可以在科技金融深度融合、跨境金融创新和数字金融领域形成更多“广东经验”向全国推广。
南方日报、南方+：你对粤港澳大湾区打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有何期待？
刘晶：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外商直接投资重新获得增长动力。今年1—8月，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上升9.4%，显著高于全国平均；前三季度，广东省新增外资企业数量接近2.6万个，同比增长约60%。技术和创新相关行业在大湾区的高度聚集显然吸引了海外投资者。此外，有利的政策和市场动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地方政府推出了多轮外商直接投资激励政策，建立了提高行政效率的机制。此外，香港IPO市场的强劲表现提供了进一步助力，部分募集资金回流并投入到研发和产业项目当中。
我认为，广州、深圳、香港等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依托创新平台与资本优势，已经形成“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协同效应，为本地的高新技术、前沿制造、生物医药和先进材料等产业的跨境转化和规模化发展提供支撑，同时也促进跨境金融的互联互通、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金融产品的落地。
南方+记者 唐柳雯民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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